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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 (2018) 京 0107 民初 13294 号民事案件中，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赵某参与了香某公司的经营及利润的分配，但是法院认为赵某出借身份证给李某琪成立香某公司售假的行为本身为法律所禁止，且在香某公司从事了违法活动被原告起诉至法院后，赵某又自行将香某公司注销，系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导致了香某公司因主体丧失无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最终认定李某琪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赵某对民事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比如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里，何某拉拢亲戚朋友形成售假团伙，横跨多个网购平台销售假冒名牌包，累计销售金额高达 3300 余万元，查扣待销售商品金额 200 余万元。何某负责购入假冒商品的分配销售与财务工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被认定为主犯；其他成员有的负责运营网络店铺，有的负责运输假冒商品等，作用相对较小，被认定为从犯。法院综合考虑各名被告人的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各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至一年五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从其过往经营履历来看，张三有着合法经营的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此次涉足电商领域，其初衷是延续以往的合法经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张三会突然转变经营理念，故意参与售假活动。而且，张三对电商运营的具体流程和商品供应链管理了解有限，主要依赖李四的操作，这种情况下，张三缺乏售假的主观动机和认知基础，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有参与，则不应认定其具有犯罪主观故意，因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犯罪的认定需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同时满足，张三无主观故意，不符合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构成要件。